【前言】

1930年深秋，蒋介石为了扼杀初生的革命力量，调集了十万国民党军队，直扑中央苏区，意图通过全面"围剿"彻底消灭红军。

面对敌方十万大军的攻势，红一方面军仅有不到四万兵力。在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指导下，他们成功赢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12月30日的战斗中，红一方面军全歼了国民党军第18师，并俘虏了其前线总指挥兼师长张辉瓒。

这场战役中，红军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了不少军需物资，其中就包括一台只能接收信号的电台。那时，红军还没有自己的无线电设备。红一方面军参谋处长郭化若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提议："咱们得组建一支无线电队伍。"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一听，马上点头同意了这个建议。

1931年1月4日下午，毛主席会见了10名自愿加入红军的国民党军电台人员。他热情地对他们说：“欢迎你们加入红军，希望你们能利用自己的专长，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这次会面为组建无线队伍奠定了基础。

在众多战士中，有个叫王诤的年轻人。初次见到毛主席时，他被主席的平易近人所打动，深切感受到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天壤之别。这次经历让他更加坚定了投身红军的信念。很快，王诤凭借其在无线电领域的专业才能，成为了红军中不可或缺的技术骨干。

【毛主席知人善任，王诤不负众望】

红军最早的通信设备是从国民党那儿缴获的一台坏掉的电台，毛主席和朱德对此非常看重，认为它是红军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不过这台电台只能接收信号，没法发送，所以按常理说根本派不上用场，更别提用它建立无线电通信网络了。

王诤另辟蹊径，他修复了那台受损的电台，着手记录国民党方面发送的文字电报，同时监听其军事行动。这标志着人民军队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开端。

此后，王震利用他非凡的听觉能力，在复杂的无线电波中成功捕捉到了国民党的信号。他不仅完整记录了国民党发布的新闻稿，还以惊人的记忆力将数字电码转化为文字。

王诤发来的电报被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收到后，他们通过新闻报道掌握了国民党最近的行动和宣传策略。

在中央苏区时期，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红军与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他们无法获知上海党中央的最新动态，也不了解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情况以及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为了获取这些重要信息，红军不得不冒险派遣人员潜入白区搜集报纸，再秘密带回苏区。这一过程不仅耗时费力，还常常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每天，王诤都会准时将新闻稿件递交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这些信息对主席他们来说简直是及时雨，红军再也不用派人四处搜罗报纸了。这样一来，毛主席他们就能迅速了解国内外的最新动态。王诤不仅技术过硬，还特别敬业，毛主席对他赞不绝口。

1931年1月7日，红军在战斗中成功缴获了一部电台。红一方面军迅速组建了无线电队，毛主席和朱德共同决定任命王诤为队长。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王诤加入红军还不到十天。

王诤的表现充分体现了他的卓越才干，同时也彰显了毛主席在用人方面的非凡眼光。在毛主席的全力支持和高度信任下，王诤以更大的热情投身革命事业，并全力推进无线电队伍的壮大与发展。

四个月后，王诤带领无线电团队在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了显著战果。

1931年4月，国民党调集20万兵力，兵分四路向中央苏区进发。面对敌军的来势汹汹，红军按照毛主席提出的“积极防御，挑弱敌打，逐个击破”的战略部署，巧妙地将主力部队隐蔽在东固、龙冈和上固一带，静待战机。

在长达20多天的静默后，驻扎在富田的王金钰部队始终未有行动。毛主席和朱德不断推测敌军可能的动向及其目标方向。直到5月12日，无线电队截获了一条关键信息，这是王金钰发给第28师吉安留守处的通讯：“我们目前在富田，计划明早出发。”

吉安问：“咱们去哪儿？”

“东固。”这个地名简洁而有力，仿佛蕴含着某种历史的厚重感。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更是一个承载着无数故事和记忆的地方。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深层含义来看，“东固”都给人一种稳固、坚定的感觉，仿佛在时间的洪流中始终屹立不倒。这个词语的发音也带有一种独特的韵味，让人一听就能记住，难以忘怀。

王诤一拿到情报，就马上送给了毛主席和朱德。这几天一直很着急的毛主席，看到情报后，开心地大声说：“太好了，这个小报务员可帮了大忙了！”

毛主席立即部署了次日的作战计划。果然，次日清晨，王金钰的部队便落入了红军精心布置的埋伏中，首战告捷。

在第二次反"围剿"战役期间，王诤领导的无线电小队成功破译了敌军通讯，为毛泽东和朱德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凭借这些重要信息，红军迅速掌握了国民党部队的动向、作战意图及撤退路线，最终以最小伤亡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在这次战役中，红军缴获了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王诤经过深思熟虑，向毛主席提议：“我们可以利用这台发报机向全国发送文字新闻。”毛主席听后，称赞这一建议极具创意和前瞻性，并迅速批准实施。于是，我党历史上首个新闻通讯广播电台“红中社”就此成立。

在王诤的带领下，中央苏区的新闻广播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文字传播，让更多民众深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和行动。这一举措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影响力，使全国上下对党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刻。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王诤率领的无线电队伍不仅将截获的国民党情报整理成《参考消息》供代表们参考，还通过电台向全国播报了毛主席和朱德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消息。这一广播极大地增强了共产党人对敌斗争的信念和士气。

【毛主席：“王诤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1933年5月，我们党在瑞金设立了新的新闻机构，随着人手的扩充和设备的升级，工作进展显著加快。到了9月，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打响，此时毛主席已不再担任军队中的领导角色。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由此拉开序幕。王诤带领无线电队随军委总部一同行动，为了确保总部对各部队的指挥畅通，他克服了重重困难。然而，他心中始终有一个疑问挥之不去：“为什么不让毛主席继续指挥红军呢？”他迫切希望毛主席能重返领导岗位，继续带领红军战斗。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一次关键会议，会上毛主席重新确立了领导地位。王诤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他坚信在毛主席的引领下，红军一定能渡过难关。同年10月，中央红军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成功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这标志着红军的长征圆满结束。

在长征的艰难岁月里，毛主席指挥作战时，通信保障至关重要。王诤竭尽全力确保毛主席的命令能够顺利传达，常常亲自出马，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1935年12月，毛主席急于掌握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2、6军团的动态，希望能尽快与他们取得联系。但早在当年4月，负责与2、6军团无线电联络的设备和密码就被留在了红四方面军。更棘手的是，双方的无线电通信已经中断数月，原来的呼号和波长是否还适用？继续使用旧呼号会不会被误认为是冒名顶替？在缺乏事先约定的情况下，重新建立通信联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王诤全身心投入工作，带领团队不分昼夜地监听无线电信号。他凭借对呼号和波长的熟悉，以及对红2、6军团报务员发报特点的了解，在纷繁复杂的电波中持续搜寻。经过团队半个月的持续奋战，王诤成功定位了红2、6军团的电台信号。

没过多久，王诤成功将发报机调到了相同的频率。一番试探后，对方一听到是王诤，立刻回应。虽然联系上了，但新的问题来了：他们手头没有密码本。

第一封电报内容简单明了：“弼兄：我们已抵达陕西保安，豪密暂存老四那里……弟豪。”

周恩来给任弼时发了封简短电报，通知他中央已到陕北，并解释了为何使用明码发送。之后，两人商定了新的密码联络方式。

后来，二、六军团得知之前联系上的电台来自四方面军，并开始提防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企图。

1939年4月，毛主席高度赞扬了王诤的贡献，誉其为“我军通信领域的奠基人”。

在确保党内通讯高效运转的同时，王诤同志也特别注重团队成员的思想建设。他积极创造机会，多次邀请毛主席为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指导，以此提升大家的政治觉悟和工作热情。

在江西中央苏区期间，毛主席特别重视通信干部的成长与培养。有一次，他在讲话中直接问道：“通信工作的重要性，你们明白吗？”

那时候，负责通讯的同志大多还是些年轻小伙子，大家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对于这份工作背后的意义，其实并不太明白。所以，当毛主席提出那个问题时，在场的人谁也没能给出个像样的答案。

看到这种情况，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做任何工作，都得明白它的意义。你们就是红军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要是没了电台，咱们的部队就像缺了'鲁班石'一样，寸步难行啊。"

看到大家对“鲁班石”这个词一脸茫然，毛主席意识到他们可能没听过这个典故，于是便详细讲解了这个故事。从那以后，通信战士们常用“我们要成为革命中的‘鲁班石’”这句话来勉励自己。

1936年，王诤向毛主席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到总部电台与全体人员交流。当时，总部电台正随红四方面军进行长征。毛主席应邀前往，与电台的同志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随着无线电网络在各地区的广泛建立，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得以高效地进行远程指挥。然而，这一通信方式的普及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电台之间的信号干扰频发，信息传递时常出现延迟，且整个系统的管理也面临诸多难题。

就在此刻，人群中突然响起一声惊呼：“毛主席来了！”

人们一窝蜂地往外跑，完全忘了王诤的叮嘱。毛主席看到这热闹场面，笑着说道：“今天我是特意来看望大家的，同志们辛苦了。”

大家跟着毛主席进了窑洞，他坐下后便和蔼地聊了起来。他说：“这一年，你们和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们一起经历了不少艰辛，多翻了几座山，但这都不算什么，革命路上哪能没有曲折呢？不过，如果有人因为吃了点苦头就不想在四方面军干了，那可就错了。”

众人纷纷点头，将毛主席的教诲牢记于心。紧接着，毛主席继续说道：“当前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新的高潮即将来临。未来的通信工作必定会蓬勃发展，你们的责任也会更加重大。”说到这里，毛主席环视了一圈，微笑着问道：“你们中是不是还有人不太安心于现在的工作呢？”

毛主席的洞察力确实非凡。最近，不少同志都按捺不住，渴望离开后方，奔赴抗日前线。这种情绪在队伍中愈发明显，大家都想为抗战贡献更多力量。

见众人只是微笑不语，毛主席接着说道：“革命工作各有分工，要是有人还觉得革命工作有贵贱之分，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毛主席讲完话后，原本喧闹的场面瞬间变得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再也没有人嚷嚷着要去前线了。

【王诤请求给自己处分，毛主席下达批示】

王诤始终把通信人才培养放在重要位置。1936年起，他创办了军委通信学校，短短五年间，这所学校为党输送了大批杰出的报务员，他们迅速投身到革命事业的各个关键岗位，为党的通信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诤精心挑选了一批通信骨干，秘密潜入国民党控制区和日占区，建立了多个地下电台。这些隐蔽战线上的战士们克服重重困难，在敌后架设天线，源源不断地将关键情报传递回延安。他们以特殊身份为掩护，出色完成了中央交付的各项特殊使命，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

随着各地电台的陆续建成，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得以通过无线电通信实现高效指挥。然而，这一通信系统也暴露出不少问题：电台数量过多导致相互干扰，信息传递时常延误，管理上也面临诸多挑战。

1942年春天，毛主席发给山东分局的一封关键电报未能及时送达。得知此事后，毛主席立刻对相关责任人提出严厉批评，并致信军委参谋长叶剑英，要求彻查原因并整顿电台工作。毛主席在信的开头便毫不客气地指出：“电台工作简直不像话！”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此事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王诤接到任务后，没有急着批评谁，而是迅速展开了调查。经过仔细排查，他发现电报延误的主要原因是对方电台信号太弱且不稳定，很难接收到。不过，他也强调，部分工作人员缺乏责任心是导致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防止类似事件重演，王诤召集了电台全体人员开会。在会上，他首先传达了毛主席和叶剑英的重要指示，接着进行了深入的反省，并主动承担了事故的责任。

会后，王诤向毛主席和军委递交了一份检讨书，主动提出愿意接受组织处理。

毛主席看完报告后，在批示中写道："既然已经承认并反省了错误，就不必再给予处罚了。"

在听到毛主席的决定后，王诤并没有就此放下。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例，提醒大家说：

毛主席的宽大处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过错。这份关怀和爱护，我们要时刻铭记在心。这次教训给了我们深刻警示，如果再不吸取经验，未来恐怕会酿成更严重的失误。我们必须以此为戒，时刻警醒自己。

1942年，全党全军开展了整风运动。在审查干部的过程中，通信战线的一些同志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毛主席得知情况后，迅速作出指示，及时保护了大量革命同志。

那年春节，应王诤之邀，毛主席又一次与通信人员进行了交流。谈话间，主席了解到一些同志在之前的运动中受了委屈，心生不满。他安慰道：“这次运动误伤了不少好同志，但好在只是场夜间演练，用的是石灰包，黑夜里难免看不清，误伤了自己人。现在，擦掉石灰印，向你敬个礼，道个歉，同志，是我错打了你。”

听了这番话，那些感到不公的同志们纷纷眼眶湿润，心中涌起暖流。毛主席随即补充道：“那些未曾经历委屈的同志呢？你们也应当伸出双手，与他们紧紧相握。”

在讲话的尾声，毛主席以坚定有力的声音强调：

我们的征途远未结束，光明的前景在等待着我们。尽管革命尚未成功，对手依然存在，但只要我们紧密团结，最终胜利必将属于我们。让我们携手共进，迎接那一天的到来。

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大家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干劲儿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正是靠着这股子团结劲儿，咱们党才打赢了这场硬仗。